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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4 23:57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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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洪荣昌《红色粮票》有感

2018-09-24 13:08来源: 红藏视界编辑:李如是作者:蒋伯英
这次峰会是中非关系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中非将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2015年12月,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成立。洪荣昌同志是我院第一批特聘研究员。他在退休之后,对苏区红色文物的收藏有极大的兴趣,研究成果颇丰,曾经在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三本书。也常在《中国收藏》《中国钱币》《人民日报》《闽西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在2016年中央苏区研究院的研究课题中,他主动承担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粮票研究”课题。这一目前还没有人涉入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努力下,于去年11月份就基本完成了。我赞叹他的勤奋与执着,一个县处级行政领导干部,退休之后能有如此干劲,锲而不舍地收集、研究苏区文物,为弘扬苏区精神、传播红色文化不辞劳苦,应该是对“发挥余热”的最好诠释。

  《红色粮票》这本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实在是史学界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界的幸事。作者对红军粮食供给大量史实的介绍和对红军军用粮票版式的深入研究,为我们了解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指引了方向,开辟了道路,让人读了感慨万千:

  一、《红色粮票》展现了红军在那个年代的艰难历程。2018-09-2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创建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在四周白色恐怖之下,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征程,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于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各路红军历经劫难,于1936年10月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年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红军指战员吃不饱,穿不暖,时常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生活艰难困苦。为了保证红军起码的生活条件和革命战争的需要,2018-09-24,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部队改编后各项费用的执行预算制度的训令》,对前方部队和工作人员、机关部队每人每天的口粮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随着战争形势的紧张和根据地经济的困难,2018-09-24,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减少后方部队食米数量的命令,指出:在此国内残酷血战当中,为着充实红军的给养,配合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后方全体人员应当节省各种生活费用,供给革命战争,拟定后方部队由4月份起分别减少食米,如总部机关每人每天由1斤4两,减至1斤2两。在极为艰苦的长征途中,2018-09-24,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出给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电,指出:野战军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特再规定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节省粮食的定量标准,并每天改三餐为两餐,一稀一干。2018-09-24,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在关于红二方面军粮食问题致电贺龙时,指出红二方面军在目前粮食最严重状况下只有采取:(1)加紧节省及吃野菜;(2)向行军两侧地区筹粮、牛;(3)大力找野菜,宿营须在野菜多的地方。本书收集的这些历史文献,真实记录了红军指战员在极为艰苦的岁月里,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场景,感天动地。

  二、《红色粮票》讴歌了苏区的军民鱼水情。中央红军从1928年井冈山时期的几千人,发展到1934年的十多万,是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一大奉献。突出的例子如江西省兴国县,当时全县23万人,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青壮年男子554人,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的有485人,占88%。苏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切身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红军的英勇战斗,就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穷人的翻身解放。他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正是这种赤纯的爱,才涌现出像瑞金下肖区杨荣显老人把8个儿子,分三批送去参加红军,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

  当年的中央苏区是一个穷乡避壤之地,苏区群众尽管自己的生活和经济十分困难,但是凭着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赤诚热爱,勒紧裤带节省一斤粮一分线,舍身忘我地支援前线、支援红军。1934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瑞金、于都、博生、胜利、太雷、石城、西江、长胜、会昌、赣县、杨殷、长汀、汀东、兆征等县,都超额完成任务,兴国县超额完成任务一倍以上。长汀县赤田区下江乡妇女指导员的丈夫和哥哥都去当红军,当借谷运动动员大会一召开,她就自告奋勇认借60担谷子给红军。她告诉大家:“今年,我家收割谷子30多担,我全部交给红军。不够的,我将家里一头一百多斤重的肉猪卖掉,买回谷子送给红军。家里粮食不够,我可以用杂粮野菜充饥,只要红军哥哥吃饱饭,多消灭敌人,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人民的利益,就是再饿再饥我们也情愿”。读到这些,令人感佩,肃然起敬。

  三、《红色粮票》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相。粮票这种东西,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粮票,可以说寸步难行。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历史产物,九十年代,粮票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由于遭受到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生活极其困难。为了保障保障红军部队的粮食供给,创造性地发明了军用粮票。一张小小的粮票,对于红军部队的行动作战,对于苏区政府的粮食供给和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苏区的党、政、军、民书写了中国粮票历史的第一页。

  作者在研究中国工农红军军用粮票过程中,阐述了粮票产生的历史背景,使用方法,种类与版式。探讨了粮票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在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讲述众多革命故事的同时,总结了红军军用粮票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欣赏鉴别红军军用粮票的新鲜方法,引人入胜地把读者带入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

  本书不失为传播正能量的好书,谨此推荐。

  蒋伯英

  2017年2月于福州

  

  2015年12月19日作者与蒋伯英教授(左)合影

  蒋伯英,江苏江阴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原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现为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院长,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其主要研究方向有毛泽东思想、中央苏区历史、邓子恢生平与思想、福建革命史、中国农业合作史。主要学术著作有《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中央苏区历史研究》(丛书、合作)《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邓子恢传》《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福建革命史》《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等。先后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荣获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福建省优秀专家”称号,2011年获福建省委颁发的“福建省优秀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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